★一语中的:“品德高尚”这样一种职业道德标准在目前的教师法、医师法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体现,但标准模糊没有具体可操作性。这也就间接导致了“重技术轻道德标准”的现状

　　“要求放弃小孩”——陕西省富平县农民来国峰于2013年7月16日在诊断书上签下了这样的“字据”。

　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,是因为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产科医生张某起了决定性的因素——医生张某声称孩子“患有先天性传染病及先天残疾”,对来国峰进行了种种劝说。

　　凭借家长的“授权”,张某将来国峰的孩子卖给了贩婴团伙,来国峰家人甚至都没有仔细看一眼孩子。

　　“张某利用了患者对‘白衣天使’的信任,而这个农民家庭因为对失德医生的轻信,得到了一个深深的教训。”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看来,在这起事件背后,一些人职业道德缺失甚至沦丧的现象亟待引起社会关注。

　　“应该注意到的是,一些职业一旦遭遇职业道德的缺失,就会引发极大的恶果。因为,正是由于职业所带来的便利,使得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更容易发生。”王敬波说。

　　的确,回顾近期发生的恶性事件,因特殊的工作岗位而利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事件并不鲜见:

　　安徽省潜山县某小学校长杨某,在长达12年的时间中先后对9名女童实施性侵；

　　河北省临漳县妇幼保健站涉嫌倒卖婴儿胎盘,所得利益按照科室分发；

　　上海市一家幼儿园的7名孩子因为坐姿不端正,被老师用剪刀剪伤手腕,其中一名幼童伤口被缝两针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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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也许这些人并没有形成社会生活的主流群体,但却反映了一部分人职业操守沦陷的现实。他们违背了起码的职业道德。现在,一些医生不像医生,缺乏那种救死扶伤的情怀；一些老师不像老师,没有了传道授业的责任感；商人惟利是图,用臭皮鞋做药用胶囊……”在北京律师徐莹看来,“一些职业的道德底线,正在以突破公众想象力的方式沦陷。”

　　追问原因,北京媒体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,7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操守底线一再被突破的首要原因是,“人们过于注重对利益的追逐,忽略了职业信用的重要性”。

　　法律上的不完善以及用人制度上的缺陷,也使得个别道德沦丧的人出现在了需要极高职业操守的工作岗位上。王敬波说。

　　“不论是从社会价值观还是相关法律上,都要求医生、教师等特定职业具有相应的职业道德,可以说职业道德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化,但是,具体操作以及细节均存在无法落实的问题。”王敬波说,“‘品德高尚’这样一种职业道德标准在目前的教师法、医师法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体现,但标准模糊没有具体可操作性。”

　　这也就间接导致了目前在某些职业的选聘过程中,职业道德并没有和专业技术标准一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。王敬波说,这就造成了“重技术轻道德标准”的现状。

　　王敬波认为,造成这种现状,除了职业道德标准不易量化外,我国用人制度对于道德标准一定程度上的忽视也是原因。

　　“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从业者的道德问题,却没意识到,职业操守的败坏将有可能导致社会公共系统的治理混乱。”曾代理多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徐莹对记者说。

　　在王敬波看来,目前更为核心的问题是,职业道德法律化如何进一步完善。

　　“应该转变观念,德才兼备但德为优先,提高职业道德在用人单位以及全社会的重视水平。此外,通过体系化、系统化的方式,让具体行业的职业道德具有可操作性,比如不同行业需要什么样的职业道德标准。”王敬波建议,还可以建立职业道德的诚信档案,建立将个别严重违背所在行业职业道德的人员逐出的机制。

　　“应该明确的是,如果社会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缺失,各个行业里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跌破底线的行为,甚至是基于私利的肆意妄为,那么就会在社会层面制造出‘互相伤害、互不信任’的尴尬。”王敬波强调说。